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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汉籍”到“域外汉籍”
2020-05-15 16:27:38 4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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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以汉唐为标志的中国文化曾经惠及四邻、泽被东亚,由民族文化发展为区域文化乃至国际文化。时逢中华民族崛起之盛世,际会传统文化复兴之佳季,追寻汉风唐韵之海外流绪,大致可分三个层次:(1)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;(2)中国文化对域外文化的影响;(3)中国文化激发域外文化的创新。中国文化对域外的影响由衣裳而化为肌肤,再溶为骨骼与血肉,是个由浅入深、由表及里的历程。因之,我们的研究不能浅尝辄止,停留在第一层次,或踌躇于第二层次,应该深入至第三层次,最大限度地拓展中国文化的国际化意蕴。本文从“汉籍”的词汇考源人手,考察中国典籍流播东亚并激发周边地区模仿与创新的机制,从而催生“域外汉籍”诞生这—文化交流现象。

    一、书籍之路

    大而言之,中国文化包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,前者以丝绸为典型标志,在东西方之间架构起“丝绸之路”;后者以书籍为主要载体,在东亚地区开辟出“书籍之路”。尤其在中日之间,由于大海阻隔和官方交通短暂,近代以前人员往来极度稀少,书籍遂成为日本汲取中国文化的主要媒介。

    以书籍为主线追踪中日文化交流史事,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做了大量前期工作。比如,北京大学严绍璗的《日藏汉籍善本书录》,搜括日本所存的中国古籍万余种,属于第一层次经典;再如,王勇主编的《中日汉籍交流史论》,考索中国典籍对日本的多维影响,归为第二层次作品。至于第三层次,虽然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,历代学人用汉文撰写了大量书籍,其总量或以万计,却尚未见规范整理和系统研究。

    中外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显示,书籍之路并非中国文化一味输出的单行道。五代开始的“佚书回流”证明这是一条互有往来的双通道,倘若以东亚视域来考察,或许称之为“环流”更为贴切。亦即在东亚区域内,书籍交流呈现循环往复、纵横交错的多层次立体样态。进而言之,文化交流的真谛不仅在于传播的广度,更体现在影响的深度。以书籍为例,域外人士通过阅读中国典籍而受其熏陶或获得灵感,遂激发模仿与创新的欲念,取范汉文形式以吐露本民族心声,营造出崭新的文明景观。这既是书籍之路在空间的拓伸,也是中国文化国际化意蕴的展现。近年“域外汉籍”研究的勃兴,说明学界开始关注这一领域。

    二、域外汉籍

    “域外汉籍”研究的兴起至今不过30年。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,中国台湾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多次举办“中国域外汉籍”国际学术会议。此开风气之先,“以往汉学家们不曾注意,或是根本生疏的”领域,逐渐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,这一时期台湾学者开拓甚勤,造势最力。如林明德编《韩国汉文小说全集》,陈庆浩、王三庆编《越南汉文小说丛刊》,加上其后王三庆编《日本汉文小说丛刊》,为“域外汉文小说”研究奠定了基础。

    大陆方面虽起步稍晚,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迎头追赶,推出一系列原创成果,此为第一期;进入21世纪呈后来居上之势,无论研究思路抑或涉猎范围以及成果数量和质量,逐渐占据中心并引领学界潮流,是为第二期。下面依次简述之。

    先看第一期。1989年杭州大学成立日本文化研究中心,研究重点定位于“以书籍为纽带的中日文化交流”。1990年出版的陆坚、王勇主编的《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》提出了汉籍研究三要素,即海外佚书、中国典籍的影响、域外典籍。1992年出版的王勇主编的《中日汉籍交流史论》倡导“汉籍宏观研究”,设“汉籍宏观研究鸟瞰”专章探讨日本的汉文典籍;1997年王宝平出版《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》,收录总数达2671种,基本网罗了留存中国的日本汉籍;2004年王勇主持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项目“中国翻刻的日本汉籍”,成果汇编成《中国馆藏华刻本目录》,收录376种。在此基础上,王勇提出“书籍之路”构想,力图构建东亚文化交流新模式。

    再看第二期。2000年南京大学成立域外汉籍研究所,自2005年张伯伟主编的《域外汉籍研究集刊》陆续问世,把域外汉籍研究推向一个高潮。会议方面,2006年浙江工商大学与日本二松学舍大学“日本汉文学研究”国家基地联袂举办“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”国际学术研讨会,来自日本、韩国、美国、英国、比利时、泰国、越南的国外学者达41名,“域外汉籍”是会议热点之一;2007年南京大学召开“域外汉籍研究”国际学术研讨会,国内外八十余名学者汇聚一堂,探讨涉及“域外汉籍”方方面面的问题。项目方面,2002年上海师范大学孙逊领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域外汉文小说整理与研究”,2006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主持的“域外汉籍珍本文库”列入国家“十一五”重点出版工程。文献整理方面.2008年人民出版社与西南师大出版社联手打造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》,201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《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》,2011年《域外汉文小说大系》、《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》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。研究著作方面,王晓平著《亚洲汉文学》、王勇等著《中日“书籍之路”研究》、吕浩著《篆隶万象名义研究》、金成宇著《域外汉籍丛考》、张伯伟著《东亚汉籍研究论集》、王勇编《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》等先后问世。

    由此可知,域外汉籍研究发轫于中国台湾而盛行于大陆,由小说为主而扩展至经史子集,从学术兴趣而提升至国家行为,从而催生出一门崭新的学科。

    三、仁智各见

    “域外汉籍”作为一门交叉学科,虽然诞生伊始,但已呈显学之势。各路精英学术背景既不同,概念定义自相异。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在1987年12月刊行的首届会议论文集中开宗明义地归纳会议的三个主题为:“(一)有关中国域外汉籍的流传、出版与版本等问题的;(二)有关中国域外汉籍现存情形与研究概况等问题的;(三)有关中国域外汉籍史料价值以及中国与亚洲各国当年关系等问题的。”王勇于1990年撰写的《汉籍与汉字文化圈》一文对“域外汉籍”诠释如下:“汉字文化圈诸国在摄取和消化中国文化的同时,历代留下大量汉文典籍,这些出自域外人之手的汉籍,不断丰富着汉字文化的内涵。域外汉籍至今仍是一座有待发掘的宝库,其中蕴藏着令人惊叹的汉文化遗产……域外汉籍既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,又与本土文化血肉相连,这无疑是汉籍研究的一个全新的领域。”

    进入2l世纪后,域外汉籍研究渐成气候,吸引各专业学者参与其中,尤其是文献学、历史学、文学等领域的学者,各自依托自身擅长的专业对“域外汉籍”作了独到的释义。如南京大学中文系张伯伟教授把域外汉籍概括为三类:“1.历史上域外人士用汉文书写的典籍,这些人包括朝鲜半岛、日本、琉球、越南、马来半岛等地的知识人,以及十七世纪以来欧美的传教士;2.中国汉文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,比如大量现存的中国古籍的和刻本、朝鲜本、越南本等,以及许多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、注本和评本;3.流失在域外的中国汉文古籍。”再如,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持编撰的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>,其《编纂凡例》也框定了三部分内容:(1)中国历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汉文著述;(2)域外翻刻、整理、注释的汉文著作;(3)原采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学人用汉文撰写的、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。

    两相比较,虽然排列次序有所不同,“域外所存的中国典籍”、“域外刊刻抄写的中国典籍”属于基本相同义项,而“域外人士撰写的汉文著作”则稍有不同,即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》的收录仅限于“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”。若从“域外汉籍”作为独立的学科、新辟的领域来考量,上述定义尚有值得商榷之处。

    其一,“域外所存的中国典籍”。中国典籍至迟在两汉已然形成专学,从汉儒到宋学再到朴学,数千年来师承有序;由校雠及训诂至考据,学风蔚然成型。这里所指的“域外”仅仅是个空间概念,以此类推的话,既然同一本书籍按收藏国而别为“日本汉籍”、“韩国汉籍”、“越南汉籍”等,那么是否也可按存放地区而分成“北京汉籍”、“浙江汉籍”、“福建汉籍”等等?窃以为同一种书因分置不同地域,不足于将其另立门户。而且我们知道,有些域外汉籍如静嘉堂的“皕宋楼”旧藏之类是近代甚至现代才作为商品流出海外的,作为“中国汉籍”研究才顺理成章。

    其二,“域外刊刻抄写的中国典籍”。张伯伟提到包括“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、注本和评本”,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>还增加了“注释”本,即所谓的和刻本、朝鲜本、越南本之类。据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《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》,中国典籍在日本刊刻分“和刻本”与“翻刻本”两种,原书的白文再刻本属翻刻本,再刻时添加训点、假名则为和刻本;再刻时添加的音符、旁批、头注等超过—定限度,或书名冠以“改订”、“增补,’、“景印”之类,一概算作“日本汉籍”。和刻本大抵居于中国汉籍与日本汉籍之间,据笔者经眼,有些冠以“景印”而归为“日本汉籍”者,本文一如原书;有些书名照旧而划入“和刻本”者,不仅增加序跋,甚至增删作品或添加图版。因此辨别困难,不妨单独立项为宜。

    其三,“域外人士撰写的汉文著作”。张伯伟介绍说,日本学者往往将此类典籍称作“准汉籍”,然而这种说法在日本学术界并非主流。虽然有些熟悉中国文献学的学者把日本汉籍称作“准汉籍”以对应正统的中国汉籍;但也有些日本学者着眼于本土文化,将本国人士撰著的汉文书籍从文体上区分为“纯汉籍”与“准汉籍”,前者一依汉文规范,后者夹杂日语文法。在日本享誉汉学研究重镇的二松学舍大学.2004年获准创建全国唯一的“日本汉文学研究”国家基地,其标志性成果是构建了“日本汉文文献目录”数据库,按“日本汉文”、“和刻本汉籍”、“准汉籍”分类,对“准汉籍”定义如下:“汉籍本文经日本人加工,从而改变了原本的形态……比之和刻本汉籍,日本人加工的痕迹尤为明显,所以更接近日本汉文”。这大概是目前日本学术界最专业、最权威的定义。据此,“汉籍”与“日本汉文”是对应概念,“和刻本汉籍”类乎“汉籍”,“准汉籍”则接近“日本汉文”。至于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》所称域外汉籍限于“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”,从内容的角度看,数以万计的日本汉文典籍基本多属中日文化交融的结晶,欲分辨是否“与汉文化有关”几乎不太可能。

    在上述三种“域外汉籍”中,张伯伟认为主体是第一类,即“域外人士用汉文撰写的各种思想、历史、文学、宗教、艺术等方面的典籍”,这也是笔者主张应该重点研究的第三层次。如果将留存海外的中国典籍比喻为“衣裳”,和刻本类乎“肌肤”,那么日本汉籍相当于“骨骼与血肉”——虽属日本土生土长,但隐藏着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。

    四、“汉籍”新释

    如前所述,“域外所存的中国典籍”之“域外”是个空间定语,表示“汉籍”的存储地;“域外人士撰写的汉文著作”之“域外”是行为主语的一部分,表示“汉籍”创作者的国籍。前者重在“汉籍”,后者要在“域外”,两者不可等量齐观而置于同一平台。既然这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,我们不妨在时空轴中为之重新诠释定义。

    “域外汉籍”诞生不久,业外人士或许觉得陌生;至于“汉籍”两字,大概都耳熟能详。其实“汉籍”的古义失传已久,而现在使用的概念有可能是近代舶来之物。笔者曾探其由来,先查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、《古汉语词典》,继翻《辞海》、《辞源》,再阅《中国古文献辞典》《康熙字典》,均未见收录。追踪至《汉语大词典》、《中文大辞典》,终于如愿以偿,但释义颇令人意外。如《汉语大词典》有两个释项:(1)汉代典籍;(2)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称中国汉文典籍。也就是说,“汉籍”的原意指汉代的典籍,犹如“唐诗”指唐代之诗、“宋词”称宋代之词,此处的“汉”是朝代名而非国家或民族名。《中文大辞典》在此义项引《宋书·历志》:“远考唐典,近征汉籍。”这是祖冲之上表文中的一段,以上古之“唐典”对应近代之“汉籍”。据笔者考索,最早的用例大概出自汉代扬雄《答刘歆书》:“其不劳戎马高车,令人君坐帏幕之中,知绝遐异俗之语,典流于昆嗣,言列于汉籍,诚雄心所绝极,至精之所想遘也夫。”这个义项传承至唐宋,元明以后日渐式微,迨及近代而遭遗忘。

    大略在古汉语“汉籍”逐渐消亡之际,日本词汇“汉籍”传人中国。推想开始仅在涉日人员等小范围流传,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则是比较晚近的事了。如清人姚文栋在《答近出东洋古书问》中提到:日本富藏中国古书,“而明治维新以后,西学兴而汉籍替,世禄废而学士贫,将不能保其所有,其流落归于澌灭者,翘足可待也”。再如清末大儒章太炎在《文学略论》中责难日本学人读书偏颇:“日本人所读汉籍,仅《中庸》以后之书耳,魏晋盛唐之遗文,已多废阁。至于周秦两汉,则称道者绝少,虽或略观大意,训诂文义,一切未知,由其不通小学耳。”考两人行实,姚文栋1881年曾出使日本,章太炎自1899年多次东渡,他们以“汉籍”指称中国典籍,显然带着些日本学界的色彩。

    在日本语境中,“汉籍”大致有以下几个义项:(1)相对“国书”(日本人撰写的书籍)而言,指中国人撰写的汉文典籍,这是狭义的;(2)相对“和书”(用假名撰写的书籍)而言,包括日本的汉文典籍,这是广义的;(3)相对“佛书”而言,指佛学以外的汉文书籍,尤其指儒学典籍。举例来说,日本人读“汉籍”多用长安一带的“汉音”,诵“佛经”则多用江南一带的“吴音”,两者泾渭分明,绝不混淆。

    然而,这个词汇_旦在中国落地生根,马上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,与日本“汉籍”的原意渐行渐远。姚文栋所言“汉籍”,相对于“西学”著作;章太炎所言“汉籍”,也与西学相对。时至今日,中日两国学者聚集一堂谈论“汉籍”,往往南辕北辙,甚至产生摩擦。

    概言之,中国目前使用的“汉籍”既传承古汉语基因,又吸纳日语词血液,经扬弃而创制出一个新词——不仅包括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,还涵盖佛经及章疏、变文之类,甚至有人建议将简帛、碑刻、尺牍、图赞之属,凡传递汉字文化信息之载体尽纳其中,以构建面向未来的新汉字文化圈。

    “汉籍”从中国传播到东亚,又从域外回馈至中华,再经国内学者呵护,升华扩容为超越时空的新概念。如此环流吐纳而生生不息,中国文化的精髓在斯,东亚文化的真谛亦当在此。笔者在此建议,“汉籍”为不分时代、不别国籍、不拘种类、不囿内外之总称,中国人原创称“中国汉籍”,日本人原创日“日本汉籍”,以此类推。由此,既可彰显中国文化普惠四邻之辉煌,亦可观摩东亚各国孜孜不倦之创意,庶几臻于“和而不同”之理想境界。(王勇)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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